越秀区图书馆

《华商报》驻广州办事处遗址：进步报刊的力量

    现在大家一说《华商报》，肯定会想到，这应该是指西安的那份综合性报纸，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一份《华商报》，1941年创刊于香港，1946年复刊，它在广州还有一个办事处，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宣传起了重要作用，它当年的地址就在现在的北京路366号。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政府为了实行一党专政，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表示与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商国是进行和平建设，暗地里却积极准备内战。在华南，国民政府调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进占广州等城市，企图歼灭东江纵队等在广东的中共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和平民主运动，试图揭露蒋介石破坏和平建国的阴谋。报刊由于其具有极大的宣传效果，成为了他们用来宣传和平民主主张的主要媒介。广州的《华商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华商报》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报纸，在抗日战争时期由进步新闻工作者在香港创办，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停刊，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刊，同年3月在汉民北路234号（今北京路366号）设立报社的广州办事处，由邬维梓负责，分社成立的主要任务是：“一本人民立场，与我海内外同胞，共揭和平、团结、民主的大旗，为创造一幸福、富强与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主要出售、发行进步书籍、杂志。此外，受中共广东省委之托而创办的《正报》也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刊。《正报》社也在汉民北路234号设立了驻广州办事处。
    由于宣扬和平民主的思想适应时代的潮流，《华商报》很快在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平民主运动的舆论在人民群众中开始形成。这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统治非常不利，因此在《华商报》驻广州办事处开办不久，便派了一些暴徒趁读者热烈买书、读报之际，在书刊门市部偷放了毒蛇和马蜂，企图破坏办事处的营业。1946年5月4日上午，蒋介石国民政府又组织了一批暴徒大肆破坏了《华商报》、《正报》驻广州办事处以及附近的广州兄弟图书公司。6月，《华商报》驻广州办事处及其在内的13家进步报社、书店、杂志社被封闭。
    今天，在北京路上，我们看到的《华商报》驻广州办事处遗址已经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砖木结构的六层骑楼，而且也不再售卖报刊和书籍，但是，《华商报》驻广州办事处作为当年广州利用文化的力量推动和平民主运动的功绩是无法抹杀的。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旧址：红色文化战线的地下尖兵

    广州市中山四路342号，在这里曾经有一家图书公司，它从三联书店发展而来，后来它的骨干人员又筹办了新华书店，它就是广州兄弟图书公司。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于1945年12月1日开业，曹健飞为经理，吴仲为副经理。事实上该公司是华南地区最早的三联书店。它的历史要追溯到1944年，这一年在广西桂林坚持进步文化事业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三家书店为应付1944年湘桂大撤退而联合起来的战时发行点，先设在桂东的八步镇和粤北的连县县城。日本投降后，按设在重庆的“兄弟”总管理处的要求，结束桂东、粤北两店，赶赴广州市另建广州兄弟图书公司。
    当时，图书公司设在惠爱东路328号（今中山四路342号），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保全书店，建店的同志到达广州后，首先就通过潜伏在国民党政府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左洪涛，想办法请广州市市长陈策为兄弟图书公司书写招牌，作为护身符。另外，公司也兼做文具生意，显得相当有商业色彩。而公司实际上则是抗战胜利后广州红色文化战线的宣传阵地。一方面经营进步书刊，不卖黄色书刊，经售和总销售的杂志主要有：张铁生和乔冠华主编的《自由世界》、司马文森和陈残云合编的《文艺生活》、广州杂志联谊会主编的《联合坛刊》以及《中国诗坛》、《文艺新闻》、《新音乐》等；出售的书籍有《大众哲学》、《日本间谍》、《鲁迅小说选集》、《列宁主义问题》、《列宁文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三民主义》、《萍踪忆语》、《萍踪寄语》、《患难余生记》，还有茅盾、巴金、冰心、高尔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中外文学家的小说集。抗战结束后，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的《整风文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籍都在这里有得出售。另一方面，作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联络失散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兄弟图书公司开业，立即成为广州读者补充精神食粮的理想场所之一，门市部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但是这样的图书公司屡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与阻扰。
    1946年5月4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组织以三青团为骨干的少数学生举行反苏游行，一小撮乔装成学生的特务捣毁了兄弟图书公司以及永汉北路的《华商报》、《正报》驻广州办事处。6月5日，国民党特务和警察又对兄弟图书公司进行了洗劫。6月21日兄弟图书公司被查封，声称兄弟图书公司永不得在广州复业，还要没收书店的全部财产。至此广州兄弟图书公司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兄弟图书公司的薪火没有熄灭，广州兄弟图书公司被关闭后，其工作人员大都转移到香港，加入以邓家恺为经理、廖沫沙为主编的新民主出版社。该社是我党在香港设立的正式出版机构。
    1949年10月，新民主出版社的10多位同志率先进入解放区，随南下的人民解放大军解放广州，接管了国民党正中书局及其他文化机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州新华书店，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广东图书出版事业的开拓者。
    今天，位于中山四路328号的广州兄弟图书公司遗址早已没有当年的痕迹，但它在当时无论是在群众中宣传进步思想还是联络各界进步人士，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是广州红色文化的地下尖兵，也是宣扬和平民主的前沿阵地。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珠江纵队驻广州联络点旧址：当了“甲长”的联络站长

    珠江纵队驻广州联络点旧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米市路1号，原来叫做“广安柴店”。这家“广安柴店”，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珠江纵队与党组织的联系、传递情报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8年10日，广州沦陷，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全力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展沦陷区的城市地下工作，也主要是为游击战争服务。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后，香港的交通被封锁，广州的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交通往来，传递信息，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任务，往往需要辗转到广州才能办到。因此，从1941年起，广东各游击区的中共组织纷纷派党员潜回广州建立联络站、交通站，珠江纵队联络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
    联络站的建立者为崔桂又名崔楷权，此人为广州当地人，最初在广州市搞地下工作，父亲崔馥泉是李福林部的营长。崔楷权于1942年春在其父亲的资助下，在靠惠福西路方向的米市路口开了间“广安柴店”，并自任老板，而珠江纵队前期驻广州的党组织负责人郭静之也是广安柴店的一个股东，每天也到店铺里坐一坐，暗中处理各交通员带来的问题。这样交通站就慢慢建立起来。这里也成为了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的联络点。
    起初，这个柴店也只是卖柴，是惠福区几个茶楼老板跟崔楷权谈生意或同他的老同学聚会的地方。但是，崔楷权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利用其广安柴店老板的身份，大量开展其社会活动，并与惠福区及其周围一带茶楼的老板、主管、伙计以至各个茶楼的报贩、烟档的烟贩、街坊等，都混得很熟，同左邻右舍关系都处得很好，成为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商人。竟然当上了“甲长”，深得伪惠福区公安分局局长的赏识，成为其私邸“诚园”的座上常客。有了这层关系，收集日伪情报就方便多了。同时，他又利用自己老板的身份，以买货为名，经常来往于萝岗、从化、增城等地，从事接头、请示汇报工作。随着崔楷权社会地位的日渐巩固，广安柴店作为秘密的交通联络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中共党组织在广州的地下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广安柴店作为秘密的交通联络点，它既要接待部队来往的人员，又要维持店铺的正常运营，常常是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崔楷权把自己的家产贡献出来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家中可卖的都变卖了。同时还决定：除小孩及三个主要劳动的店员吃干饭外，崔楷权夫妇和郭静之三人躲在云台里的家中吃菜粥度日，不能让街坊知道，以免招致怀疑。
    除了广安柴店，崔楷权还将自己在云台里18号的那座二层洋房的二楼住宅让出来，使其成为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珠江游击队的领导人员来往广州至珠江游击区的一个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为保护中共地下党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3年，部队重要军事干部冯剑青在禺南作战腿部受伤，由护士李铁护送来广州。崔楷权先把他安排隐蔽在云台里自己的家中，继而筹款送到柔济医院外科就医。同年年底，郭、崔还设法护送了李嘉人转往广西找李济深商讨要事。崔楷权在这里接待、转送、安顿过一批又一批从前线撤下来的中共党员。这个交通站和联络站一直安全使用到解放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神秘的联络点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众多的便利，今天我们在米市路1号仍能看到这个联络点的旧址，虽然它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现为商铺），但是我们仍能感受到当年这个地方作为珠江纵队联络站的重要作用。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东江纵队交通站旧址：敌人眼皮底下的谍报站

    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旧址位于惠爱东路（今天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该交通站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初中期主要的目标是为配合游击队打击日寇和敌伪，抗战胜利后，该站转而为解放事业服务且一直安全使用到解放战争胜利，是全广州市区内非常重要且历时较长的我党秘密的坚实堡垒，为抗战及解放战争情报的收集传递、人员（党员和进步青年等）的接待护送以及物资的采购转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设立于爱国华侨、共产党员钟国祥的家中，钟家的住宅和前铺（谈家巷东侧、中山四路342号）都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建筑风格是广州传统的前铺后居的骑楼建筑，总共占地200余平方米，进深达30余米。钟家是爱国华侨代表，钟国祥及其父亲都热衷于支持抗日和解放战争事业，钟家住宅除三楼之外，一、二层及顶楼全部交付给交通站统一安排使用，同时，多方筹措资金，为在交通站工作的地下党员同志提供膳食供应，为广州市委及直统党支部省下了不少开支。今日，谈家巷2号之一的房子已然人去楼空。紧邻中华老字号“李占记”钟表首饰商行的（今中山四路342号）钟家铺子的前屋被用于开办商店。
    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开始筹划的时间大约在1941年，初期主要是为了配合东江游击队（后改为东江纵队）打击日寇和敌伪而设。1942年6月，地下党员钟国祥奉命潜返广州着手建立东江游击队在穗的活动据点，重要任务是打通从广州到粤北的地下交通线。钟国祥回到广州后即以自家宅院和家族店铺为据点，建立了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据点位于惠爱东路（今天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和谈家巷东侧（今中山四路342号）。当时，交通站的周边都被日本宪兵或者日商所强占，钟记商店的前铺当时被日本人强夺后开设了“虎屋”果子店，邻近的永汉公园（即今中山四路334号原广州儿童公园），日寇改造成伪“护国神社”，公园正门有日宪兵把守，右侧原来的店铺（今李占记钟表店）被日本富士洋行占用；右后侧原商务印书馆（今科技书店）被日本三井洋行所强占。四周处于日本人的包围，反而给了东江纵队广东交通站提供了有利条件，“灯下黑”的优势，使得日本人放松了警惕，最危险的地段反而成为了最安全的堡垒所在地。
    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建立后，杨和同志接受纵队领导派遣，前往交通站协助钟国祥开展谍报工作，杨和住在交通站顶楼，为了尽快获取日军情报，杨和钟两人立志学习日语。据东江纵队老战士钟国祥夫人曾还女士回忆，他们“利用学习日语时认识日本青年的关系和曾被游击队俘虏释放后仍在伪军中任职的军官，获得敌伪政治、军事、经济情报。联络站得到并送出的第一份情报——日军将要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根据地，行动计划和军用地图都已经获得”。
    当时曾经在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活动过的共产党人有很多，比较有名的且曾担任过地下党领导人的大致有黄松坚、张江明、梁广、何君侠、钟达明、余美庆等。其中，黄松坚是1944年初以粤北商人的身份由粤北来到广州的，来穗之后就与梁广取得了联系，其时，梁广（1909年出生，广东新会人，1940年秋任中共粤南省委书记。领导广东南部开展抗日民主斗争，组织抗日游击队。曾兼中共粤东南特委书记及军委书记，1990年在广州病逝）主要负责敌后城市工作。黄松坚入住钟家，杨和是主要的牵线搭桥者，自1945年11月一直到1952年，黄松坚一直住宿在钟家，前后长达七八年的时间。1946年2月，黄松坚改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钟家成了广州市委主要成员日常会议和活动的主要据点。钟国祥的父亲也义务成为黄松坚的信息传递员，通过在云来阁茶楼喝早茶的机会，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地下党或者将地下党汇报的情报转述给黄松坚，黄与钟父因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1945年1月，杨和接受组织调遣，前往其他地区开展工作，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的工作转交给了麦任接替，同时，纵队另派彭会到广州再辟新的交通站据点。
    麦任接替杨和后，在其任内开展的比较有名的工作事项是联合广州地下党、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一起展开对日寇的政治攻势，发动全市范围内散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传单，其目的：一是打破敌人新闻封锁，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德国已无条件投降，日本将要被战败等重要消息告知人民；二是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同时突出宣传广东境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辉煌战果；三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同年，彭会到达广州后，主动将设在钟家的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转交给珠江纵队使用，彭会则在钟家前铺再建新的东江纵队驻广州交通站，以开办溢昌馆分店售卖进口的糖果饼干作为掩护，继续开展谍战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后达成了《双十协定》，按照协议规定包括广东在内南方8个省份内的红色武装都要北撤，彭会接受上级指令，一度北撤，后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几个月后，彭会再次南返广州，以继续开办溢昌分馆的方式从事情报工作，自此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成为南方广州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的坚实堡垒。
    今天，钟家的后人已经迁徙他处，钟记店铺转手他人。但是，东江纵队的大名，让不少文史爱好者还特意来到这里寻找当年发生在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的故事。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中共外县工委机关旧址：指挥珠三角工作的中枢

    初次听到中共外县工作委员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地方。其实，这里的“外”指的是广州以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当时，广州被称为“省城”。
    中共外县工作委员会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广州成立的指导广州以外的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党的地区性领导机构。1936年6月，共产党员王均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广州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光在广州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党的工作扩大到广州以外的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于是邱萃藻、张定邦、张寿南3人在广州成立了党的地区性领导机构——外县工作委员会。
    外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需要在广州找一处安全的地方，作为秘密工作据点。当时，负责外县工作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居住分散，而且他们的居住地点也不太适合做党的秘密据点。正在张寿南苦苦寻找住所时，由他介绍入党的中大附中学生温盛湘进入他视野。温盛湘10多岁就跟随其兄长、共产党员温盛刚参加革命活动，虽然当时只有17岁，但由于经历过严酷斗争的锻炼显得比一般青年成熟。当时温盛湘负责主编出版发行了一份地下革命刊物《游击队》，还想方设法地印刷马列著作以唤起民众。张寿南认为温盛湘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机智勇敢，完全可以信赖，便将找房子的任务交给他。温盛湘的一位堂兄租住过德政中路62号二楼，而当时其堂兄正好携眷回家乡去了，于是他就将62号二楼整层包租下来。
    这是一所西式大房子，楼高3层，有多个门牌号码，每间的式样和面积大体相同。62号是靠近末端的一间，二楼共有两房一厅，带有厨房和卫生间。临街一间是客房，用作一般接待，张寿南住头房，温盛湘住尾房。
    为保证这一秘密据点的安全，张寿南特别交代温盛湘对外必须绝对保密，还必须断绝与一切人员的来往。为掩人耳目，张寿南从此隐姓埋名，改名为温德明（后又改为温焯华直至解放后），对外与温盛湘佯称为堂兄弟。而温盛湘本人为了党的事业，也断绝了与一切亲戚朋友的来往，为掩护党的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做了大量工作。
    一切安顿好以后，外县工作委员会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二楼温盛湘住的房间，保密性更好，故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许多重要决策也在这里制定。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先后到这里研究工作，当中包括首任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张云逸、长江局的黄文杰、先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省委负责外县工作的尹林平、从苏联经延安回来的梁广等。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由于外县工委的邱萃藻是青年部长，故这里也成为省青委的联络点，梁嘉、于光远、陈恩等人均到过这里。有时因为研究工作至深夜，有的同志便在此留宿。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加上抗日这一有利的外部环境，党的这个秘密据点一直没有被敌人发现。而在外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珠江三角洲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仅半年时间，就在15个县发展了中共党员150名，建立党支部10多个。外县工作委员会为广东党组织的恢复重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党日后在这一地区领导全面抗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今天，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与德政中路交叉口有一栋白色的老建筑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德政中路原62号2楼的中共外县工作委员会旧址就位于楼房靠边位置，现门牌是224号。除德政中路224号闲置，这栋大楼一楼均为店面，每天熙熙攘攘，如果不是特意查访，很难想到在此楼的两间房屋曾经是中共外县工作委员会机关。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州公社英烈长眠之地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位于中山三路92号，广东省人民医院对面，较场北面的红花岗，是为纪念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而修建起来的，广州地铁一号线“烈士陵园站”就因为它而得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屠杀，1927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并成立了起义的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总指挥。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陈郁等同志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工人赤卫队、郊区农民自卫军相继行动，直取敌人重要据点，迅速占领珠江北岸大部分城区，旋即在原市公安局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 , 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宣告一切政权归属于工农兵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工农红军的总司令部，叶挺任总司令，叶剑英任副总司令。广州人民热烈拥护苏维埃政府，纷纷参加战斗。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优势兵力发动反扑，起义军民奋起反击。午后，张太雷不幸牺牲，形势急剧恶化。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撤离广州，主力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奔向海陆丰，另一部分撤退到粤北，与朱德部会合，未及撤出的仍坚守街垒，浴血奋战，直至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13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派重占广州，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 观音山（越秀山）上，珠江河畔，尸骸遍地，血流成河 , 起义不幸失败。起义中有57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其中有苏联、朝鲜等国际友人。
    1954年，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当年烈士牺牲的红花岗修建陵园，当年广州起义领导者之一的叶剑英同志任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主任。1958年5月，陵园正式对外开放。
    陵园面积达18万平方米，分为陵区和园区。往正门走，远远就能看到正门门楼，门楼两边是红琉璃瓦顶的白花岗石座，汉白玉石上有周恩来同志亲笔题词：“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进入正门，直行是陵墓大道，大道宽30米，两旁苍松翠柏肃立，二十个花坛中红花争先吐艳。墓道北端是高达45米的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造型是冲破三座大山紧握枪杆，象征“枪杆子里出政权”，四周塑有广州起义过程中激战场面的浮雕，碑身有邓小平同志题词“广州起义烈士永垂不朽”。
    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东面，拾级而上，到达陵园地势最高点便是广州公社烈士墓，墓高10米，直径40多米，花岗石的墓墙和栏杆，墓墙环绕着陵墓，其间柱顶有40只石狮守灵，朱德同志在墓墙正面题字“广州公社烈士之墓”，墓墙东面有广州起义经过的碑铭。如果清晨到这里参观，红日从陵墓东方冉冉升起时，霞光万道，绿树芳草闪耀着金色的朝晖，流光溢彩，瑰丽非常，这就是著名的羊城八景之一“红陵旭日”。
    在陵园里，还有景色清幽的叶剑英墓、古朴端庄的红花岗四烈士墓和广州起义领导人雕像纪念广场。叶剑英墓于1987年10月立；红花岗四烈士墓则是为辛亥革命前后牺牲的温生才、林冠慈、陈敬岳、钟明光四烈士合葬墓；广州起义领导人雕像纪念广场竖立着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陈郁、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彭湃的雕像。陵园西侧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不少革命历史文物展览，值得一看。
    陵园东面，坐落着一个八角湖心亭，则是为纪念周文雍、陈铁军两位烈士而修建的血祭轩辕亭；湖心亭东面，还有两座规模较大的纪念亭：一座是为了纪念广州起义中为中国人民献出生命的150名朝鲜战友而修建的中朝血谊亭；另一座是为了纪念当年参与广州起义被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及官员而修建的中苏血谊亭。
    今天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已经集纪念、游览、科普于一园，是国家4A级景区，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天前来游览和憩息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也通过参观革命史迹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