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区图书馆

杨家祠：从读书邸舍到革命据点

    中共党史上，素有“南陈北李”一说，大家都知道是指陈独秀和李大钊最早开展了党的创建工作。其实，在党的历史上，还有“南杨北李”一说，指的就是南方的杨匏安和北方的李大钊。杨匏安是华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又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史学家，是共产主义的先驱。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主持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工作，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很大作用。杨匏安的住处，就在今天的越华路116号大院内自编第5栋，当年的杨家祠。
    杨匏安（1896～1931），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原名锦焘。1914年毕业于广雅学院。1915年东渡日本，1916年回到家乡，1918年举家迁至广州，住在北山杨氏家族在广州司后街设立的“杨家祠”中，也就是今天的越华路116号大院内。
    当年的杨家祠，比现在我们看到得这栋建筑，可能要大数十倍，西邻两广总督衙门，大革命时期为省长专员公署，紧贴公署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杨家祠道，道的东西是杨家祠的产业，共有四间店铺。杨家祠道约30米深，南面为司后街，北面为公署内的兵营。它是历代开科取士杨氏子弟到广州谋取功名的邸舍，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因为相传广东杨姓一族是宋代杨家将后裔由山西迁徙过来，南宋在广东生根的分支。始祖为杨文广之第二子，名为“宏农堂”，而北山杨氏太祖是杨泗儒，故杨家祠又叫“泗儒书室”。
    虽然杨家祠当年有这么多产业，但是杨匏安一家并不富裕，杨匏安一面在私立时敏中学教书，一面从事写作，宣传进步和革命思想为目的。他的著述大多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并被聘为该报的记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杨匏安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从1919年5月21日起到同年12月底，他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近10万字的文章，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1919年，杨匏安最重要的著述《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观、共产主义观都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该文与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同时问世，都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名著，这也是后来中共党史上有“南杨北李”说法的由来。
    广东是较早成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地区。1921年3月，广东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不久，杨匏安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杨匏安入党后，他的住家杨家祠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在杨家祠内办起了“注音字母训练班”，培养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干部，杨匏安、同族的杨章甫，以及谭平山、谭植棠均任过教。他们表面上教的是注音字母，实际上注音的内容恰恰是进步文章、书刊，注音字母训练班成为掩护共产党组织活动的一面招牌。后来，来杨家祠参加活动的革命同志逐年增多，杨家祠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活动的重要场所。
    1922年，杨匏安代理广东区团委书记，这段时间，他曾为《青年周刊》写创刊宣言，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
    1923年，受中共中央指派，杨匏安参加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当时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中共党团（即今天的党组）书记之一。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之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和代理部长；1925年，他又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兼常委，拥有组织大权，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使得当时的国民党建立在工农群众的基础上。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杨匏安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为九个中央常委之一，与常委谭平山、林伯渠共同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的日常事务。可以说，杨匏安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中共党内，杨匏安一直是广东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杨匏安担任区监察委员（相当于现在的纪委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一起工作；1925年他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还曾被捕入狱（后出狱）；1927年5月，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七会议后南下策应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杨匏安赴南洋各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上海，参加党中央的报刊出版工作；1930 年，出任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农民部部长，1931年7月在上海被捕，虽然蒋介石亲自电话劝降，但杨匏安宁死不屈，8月英勇就义，年仅35岁。
    今天，我们寻访杨匏安的足迹，已经很难看到当年杨家祠的盛况了，从越华路116号进门左拐，有一栋标有“5栋”的矮建筑，墙上挂了“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这就是杨家祠了，虽然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当年杨家祠周边环境和建筑构造，但是今天，除了从建筑的屋檐依稀可以看出祠堂的痕迹外，你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早期广州共产党革命活动的据点，也就是在这座祠堂里，孕育出了杨匏安那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述。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许地：许卓旧居在这里

    在广州的高第街，有一块地方，它前临高第街，后至玉带濠，那就是声名显赫的“许地”，“许地”以一座又一座五进及诸多附属建筑物组成的许氏家祠——“拜庭许大夫家庙”为核心，许氏房产分别向西、北扩展，除各房子孙住房外，大宅公共用地有：大宅门、门官厅、戏台、花园、长天井、金鱼池等，它隐身闹市200余年。许氏家族是广州的一个名门望族，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戊戌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护国运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都有地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卓旧居”就位于这里。
    许卓（1905～1934），又名许崇乾、许倬， 1905年出生于广州市高第街许地的一个名门望族，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堂弟。许卓幼年丧父，高中毕业后由族兄许崇智资助前往日本学习军事，希望其学成归来在粤军中任职。1924年许卓回国后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他又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他结识了怀着同样救国之心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等。
    1926年秋，许卓抱着革命救国之心从法国回到祖国。他没有接受许崇智介绍的月薪300块大洋粤军副官的职务，而是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去当排长，随军北伐。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反动派也在广州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为营救被捕同志，许卓偕同母亲带着稀世珍宝——翡翠玉瓶的厚礼，驱车到了许崇智的旧部恳求保释了方坚等九名共产党员。
    1927年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当天凌晨，许卓带领一支80人，仅有40支枪的工人赤卫队，负责夺取敌人设在观音山的军械库。起义失利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与军阀上层的关系，掩护十几名战友安全转移到一艘商船上，星夜赴香港。
    1929年12月，许卓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在新成立的红七军中任教导大队长。他在保卫百色，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许卓任红七军团政委，同年冬任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元旦提任为参谋长。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许卓接任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4年2月19日，许卓担任中央红军总部检查团团长，率三总部7个干部连同警卫13人，到粤赣军区第三分区驻地——武平帽村，检查第五次反围剿的防卫工作。3月13日午后，许卓等完成孔厦调查，从毛屋森林里返回途中，在永平枫树岭遭钟绍葵的便衣队和当地民团大刀会伏击，许卓等6人全部牺牲。时年仅29岁。
    今天许卓故居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它就位于高第街许地3号后座，2006年9月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书写“红军烈士许卓故宅”挂牌。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许广平故居：留下了许广平的少年时光

    近代广州“许家”聚族而居，他们生活的地区被后人冠以“许地”。许氏家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名噪一时，很多许氏后人在国共两党的党史上都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大众所知的人物有许崇智、许卓和许广平等，而许广平因为与大文豪鲁迅的关系而更加妇孺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广平出生和成长之地列为“许广平故居”。许广平故居目前还是全广州名人故居中屈指可数的以妇女为代表的故居典型。
    故居位于今天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高第街的“许地”之内，门牌号为33号—34号。据许家后人回忆，许广平在1917年考取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之前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就是这方寸之间，留下了许广平的童年记忆和少年时光。
    许广平（1898—1968），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今广州市越秀区）人，是许家第七房后裔，祖父许应鑅曾官任浙江巡抚，许父时家道中落。许广平是鲁迅先生第二任妻子，两人育有一子——周海婴，于2011年谢世。1917年许广平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即入该师范学校本科学习；五四运动时，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1921年直隶师范毕业后入小学任教，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1925年3月，许广平初识鲁迅先生，并得到了帮助和护佑，同年8月，许广平因避难住进了鲁迅先生在西三条胡同的家中。1926年，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该校在1924年时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8月，随鲁迅先生南下，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到广州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先生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担任其助教，期间，帮助鲁迅先生开办芳草街四十四号的“北新书屋”，对新文学运动南下做出了贡献；同年10月3日开始，许广平与鲁迅先生开始共同生活。1930 年，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原因，鲁迅先生遭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许广平多次陪护鲁迅先生外出避难。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后，许广平致力于鲁迅先生文稿、书信等整理工作，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资助下于1938年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二十卷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广平积极投身于抗战之中，1941年12月，曾一度遭到日本宪兵的缉捕和关押，时间长达76天，备受折磨摧残，始终宁死不屈，郑振铎称其为“中华儿女们最圣洁的典型”；1945年12月，许广平在上海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常务理事一职，1947年开始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1948年10月，许广平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安排，经香港秘密前往解放区。
    建国后，许广平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晚年，许广平将其珍藏的鲁迅先生的全162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重要遗物无偿捐赠给国家，为保存鲁迅先生重要文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日的“许地”，已不再是旧日模样，房屋的建设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在这些建筑群中细细找寻，才能发现许广平故居。从外观上看，该故居是独具岭南家居特色的两房合院的青砖建筑，砖木式结构，面积大约有一百平方米。据许氏后人回忆，该建筑大约有160余年的历史，现在仍归许广平内侄及其后裔一脉居住。当年的大宅院也被分隔成许多小门户，屋脊上残留的垂兽装饰和带有镂刻或浮雕装饰的木雕门仍能看出当年大户人家的气派。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哥伦布餐厅招待会事件发生地：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

    北京路229号，现在已经很难看出它与别的建筑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1938年9月，这里发生了一件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的大事：廖承志在这里的哥伦布餐厅举办招待会，宣传抗日道理，为被关闭的《新华日报》广州分馆据理力争，为抗日进步团体正名。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承认国共合作，但实际上一直在执行着所谓“防共、限共、溶共”政策。1938年8月20日，广东国民党当局为响应国民政府在汉口掀起的反共浪潮，污蔑《新华日报》共产党“破坏政府的威信”，宣布停止《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发行工作，并逮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代表于光远。这次事件发生后，引发了恶劣影响，香港的一些汉奸报纸也立即作出反应，大叫“国共分裂”了。
    为了阐明中共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反击顽固派的反共逆流，粉碎挑拨离间阴谋，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哥伦布餐厅五楼，以《新华日报》广州分馆名义，召开一个由广州抗日青年团体、进步文化界及各界救亡团体负责人参加的招待会，宣传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为《新华日报》广州分馆据理力争，为广东抗日进步团体正名。这次招待会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所组织。
    招待会在1938年9月初举行，参加此次招待会的主要是广州各界的进步人士近800人。国民党顽固派获悉消息后，决定蓄意制造事端，破坏此次招待会。经过策划，派遣许多特务分子混进餐厅，分散在会场的各个角落。招待会一开始，这些特务分子在会上与中共广州的地下党同志发生激烈的争论，会场出现对峙的场面，但廖承志沉着应对，一一识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叫嚣及其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所谓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国民党中央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反共言论进行驳斥，揭露国民党当局无理封闭《新华日报》分馆、解散武汉三个救亡团体等反共活动，并且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敌的主张和诚意。廖承志的这些行为得到与会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连一些到会的国民党员也说，“停刊《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少数人，我们大多数不赞成”，“统一战线是正确的、真诚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特务分子不敢轻举妄动，招待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这次招待会有力地回击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反共浪潮，对维护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会后，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与国民党谈判，迫使其恢复《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发行和释放于光远，这次反共浪潮得以击退。
    今天，位于永汉电影院斜对面，北京路与大南路转弯处，是一座面向东南的六层骑楼的哥伦布餐厅早已不再是餐厅，2至6楼的四柱三间式东南面外墙主要由多扇玻璃窗户组成，2至5楼每间的玻璃窗分别镶嵌成“凸”字型。虽然今天哥伦布餐厅的外形仍然保留，但事实上它早已作为历史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但是它见证了我们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抗日，并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历史。当我们走进这栋建筑时仍能体会到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中原行旧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密联络点

    在长堤大马路解放大桥西侧，有一座四层黄色洋楼，那就是中原行旧址。虽然今天它外表平平，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为中共输送情报作出了巨大贡献，它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广州的主要秘密联络点。这座洋楼的主人，就是当时广州地下党组织情报员温盛湘。他在这里上演了真实版的“潜伏”，在广州解放前最惊心动魄时刻，这里送出敌人将进行大破坏的消息，最终迎来广州胜利解放。这里已经是广州仅存的华南分局时期唯一历史见证建筑。
    说起中原行，首先要说温盛湘。温盛湘，1919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3岁从家乡梅县来到广州中大附中读书 ( 现在的省实验中学 )，受哥哥温盛刚影响，193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秘密组织——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温盛湘化名“温梅先”，在广州负责地下情报工作，直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温盛湘成立中原行缘于一次巧合。1945年10月，温盛湘自龙川乘搭浅水电船回广州。船上有很多南下接收广州的国民党官员和大商人。由于这些人不懂广州话，温盛湘顺势给他们作向导，与他们混得很熟。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东南航运公司的经理、印度华侨邱光昌，对温盛湘欣赏有加，雇了他到公司当伙计。1946年，邱光昌生意太多，机灵的温盛湘就接手了一条驳船，开辟来往香港的航运业务，并成立中原运输商行，地点就选在长堤——今天的沿江西路153号，这里原来是嘉应同乡会馆的产业，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在广州立足之后，温盛湘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上决定把中原行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局的秘密联络点。与温盛湘单线联系的是中共中央香港工委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财经委书记许涤新。当时的中原行有三层半（现第四层是后来加盖），楼梯在后面。地下西边是门面，其他铺面租给了米铺和酒铺 ; 二楼是伙计们住地，伙计、女工约10个人 ;三楼就是温盛湘住处和办公室，往来的地下党员等也住这里。
    产业越做越大，中原行最多时拥有20多条船。这个时候，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温盛湘成为人们眼中年轻有为的“梅老板”。温盛湘利用这个身份，活跃于广州工商界，结交三教九流的人物，逢年过节宴请国民党上层人物，笼络感情，打探消息。同时，温盛湘每月定期在香港浅水湾的高级会所与许涤新碰头，交换情报和接受任务，同时上交不菲的党费支持党组织开展工作。
    当时，温盛湘的任务主要是搜集政治、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输送各种紧缺物资。华南分局财经委还以温盛湘的名义买下一艘轮船“福绥轮”，专门担负香港至山东省石岛航线的运输任务，为华东解放区运送了大量汽车轮胎、药品等紧缺物资。
    解放战争后期，温盛湘收到指示 : 为迎接大军解放广州做准备，着重收集掌握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动态以及广州粮食、燃料、石油等方面的资料。他利用梅县同乡会理事的身份，接近广东省粮经会的主任温仲琦，一方面通过与其弟弟以合作运粮生意与温仲琦拉上关系，另一方面策反该会主管业务的科长钟振球。通过各种方法，温盛湘掌握解放前广州粮食、煤炭等重要物资的情况，还有市内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信息，为解放军顺利接管广州提供可靠情报。
    1949年10月11日，盘踞在广州的国民党见大势已去，召开紧急会议，做出撤出广州的决定，制定“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计划，准备破坏水电厂等重要设施，还要大量封船撤走粮食。12日，温盛湘果断地通过关系让航商迅速疏散船只离开广州，不为敌军所用，并通知管粮食的地下党人尽可能拖延阻碍装载运走粮食。14日清早，他买了最早的机票直飞香港，把这个消息及时通知华南分局。
    解放军进城后，温盛湘立即找南下大军的领导，并帮助15兵团的首长与广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陈翔南、余美庆、李国霖等取得了联系。
    10月16日，地下广州市委搬进中原行办公。几十人的吃住全部在中原行。在新政权成立之前，地下广州市委在中原行的4层办公楼里，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了工作。10月21日之后，接管广州的干部队伍先后到达。中原行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主要秘密联络点的历史使命完成。
    今天，我们看到中原行旧址，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风采，但是，这座洋楼曾经发生的革命故事，则是中共党史上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细细倾听。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
中共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强堡垒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抗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其所统治的地区设立众多的秘密据点来加强在其统治区的活动，而位于维新横路6号2楼的中共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就是众多秘密据点的一个，它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全力消灭广州及郊县的中共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治安的措施，阴谋将广州的革命力量消灭。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中共广东区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如大量撤退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到香港和农村，改变组织机构和领导方法，撤销中共广州市委员会，改设广州特派员，全部改为单线秘密联系等。为了把党组织完全隐蔽起来，广东区委租赁维新横路6号2楼为秘密办公地点。由钟明任广州总特派员（1948年 8 月钟明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筹备接应南下大军解放广州的工作，但仍兼广州特派员），陈翔南任学运特派员，余美庆任工运特派员，李国霖任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师特派员。特派员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
    1946年7月，钟明到任，根据上级指示，首先要粉碎敌人对革命力量“杀尽灭绝”的计划，确保组织安全，然后开展斗争。首先继续布置暴露了身份的党员撤退。其次改变原有的组织形式，撤销原有的总支、支部和小组，代之以各条不同系统的线，各线下面采取单线联系、纵深配备的形式。第三、通过学习和思想总结进行自我教育，将留下的同志再一次审查，并加强形势、革命理想、为人民服务、革命气节和秘密工作条例的教育。经过上述措施把组织完全隐蔽起来，站稳脚跟，取得新的发展。他们积极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有利地配合全国解放战场的军事斗争。
    今天，除了个别机构还有“特派员”这种职务外，特派员已经主要成为电影里的一种“角色”了，但是，当时市委特派员制对领导人民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虽然位于维新横路6号2楼的中共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早已不是当年的样貌，但是，这里曾经是那段革命岁月的见证。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街巷里的红色印记：广州越秀红色革命史迹全纪录》
出版时间：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