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不少华夏名人在南粤大地留下了足迹，他们加惠岭海，爱民如子，盛德懿范，为南粤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苏东坡正是因此入选“南粤先贤”。

　　2018年12月8日，由广州市社科联主办，越秀区图书馆承办，珠光街文化站协办的“广府新语”历史文化系列讲座之《苏轼的思想和文人画》在越秀区图书馆珠光分馆首层培训厅举办，讲座由广东省美术评论学会会长、高剑父纪念馆馆长李琰先生主讲。

　　一开始，李琰先生谈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久远绵长。我们在宣传传统文化的时候，应该做到兼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不光是驻足过去。每一个时代都顺应着一定的规律去发展，守正出奇。能从常规里“跳”出去的人，其思想目光也十分远大。

　　在李琰先生看来，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剑走偏锋的人。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北宋中期文坛领袖，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皆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深受中国人民喜爱。

　　“要了解宋朝，就要先读懂《清明上河图》。”李琰先生说。《清明上河图》由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记录了当时汴京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而要读懂《清明上河图》，又要先了解儒学。

　　宋朝重文抑武，以儒学思想为核心，从北宋的宋明理学到南宋集大成的程朱理学，主要在两个方面对宋朝的社会进行约束。首先，其主张所谓阴阳两面的“人格”体系，其中两面即为君子（仁）和小人（不仁），每人腰间挂有腰坠，意为走路的时候动作幅度不能太大，不能让它发出声响，这是对君子的约束。其次，儒家尊崇男尊女卑，对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也存在约束——缠足，因此《清明上河图》中鲜少出现女子。虽社会生产力发达，经济富足，但这样的约束令汉唐雄风开始缺失，出现很多刻板的制度，和精神思想上的模式化，而后社会文化有走向衰落的趋势，全民娱乐化，因此《清明上河图》里尽是游玩的景色。

　　此外，儒家还主张入世思想，家国天下，士人希望报效国家，对于入朝为官趋之若鹜。儒家的主张一方面激励他们前行，成为士人的精神慰藉；另一方面落榜和被贬谪，也容易对人的精神造成打击。

　　词画也随着思想的变化而转变，形成了北宋以苏轼为首的豪放派、南宋以柳永为首的婉约派两座奇峰争雄对峙、相映生辉的“黄金时期”。绘画上也形成了壮阔雄浑、多变、有节奏感的风格。

　　苏东坡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规矩死板却又思想碰撞繁盛的时代。

　　自幼母亲便教诲他儒家思想，教他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勇于入世，身具真率旷放之性，诗词书画亦敢于大胆变革。同时，又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喜与僧人来往，生活上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而使他具有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在仕途乃至文艺创作上始终孜孜不倦，没有走上消极颓废的道路。

　　李琰先生给苏东坡取了一个有趣的外号——斜杠青年。苏东坡是一位文坛上难得的通才，后人赋予了他很多的身份和称谓，但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定义。不能否认的是，在以下这些领域他的才能令人叫绝：

　　诗词上，他的作品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在词的理论观念上发展了豪放词，如《题西林壁》，主张佛学退而观之的思想，为哲理诗、禅诗的上乘之作。

　　散文上，他的成就几乎代表了中国散文的最高成就，他曾如此评价自己：“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自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包括偏旁、部首、读音等），写字皆基于实用完成。书法上，唐朝古训认为以毛笔写字当以中锋为触，苏东坡却“笔走偏锋”，他斜执笔，以侧锋写字，那是从道家思想中悟出得“意”忘“形”的哲理，并运用在书法艺术实践中。因他豪放、创新的风格，启发很多人都不再被陈规所限制，能自由地发挥。后人认为他是书法家，但“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自己似乎不是这么想。判断苏东坡是否为书法家，是带着主观色彩的，就如赫赫有名的“宋四家”——苏黄米蔡，因后人不齿蔡京之为人，而后改为蔡襄。李琰先生认为事物都是发展的，我们不能盲目崇拜名人，苏东坡的字写得好是在按以前的标准，而现在我们需辩证看待。

　　作画上，苏东坡标新立异，扩大了画的表现形式和思想。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又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曾以朱砂当墨画起竹来，别人问他：“世间只有绿竹，哪来朱竹？”答曰：“世间无墨竹，既可以用墨画，何尝不可以用朱画！”如此颠倒黑白的想法便是自苏轼而起，开了以重视神似为主之先河。当时在以形似、鲜艳为尚的纯粹取象于客观的写实主义画风笼罩下，很多人批评他“不能工画”，他则认为适当地上色为“鲜”（即通透不俗），并坚持作画应为自己而作，“神”（思想）大于“形”（形式），使后代画家在如何于画作中融入更多情感上得到启发。

　　“文人画”的概念本质上其实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思想。它的范围很广，画法不一，但要求竭力避免甜俗浓艳的宫苑气、脂粉气、富贵气，同时要求人品高，文学水准高，书法佳美，题咏风雅。要够得上“文人画”的条件真不容易。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的画上虽然没有印章，但都题有诗句，这就是所谓的“画中有诗”，也开启了一个“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先河。

　　其文人画的观点，为后世更多的文人进入绘画创作找到了历史依据，也为后来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中国写意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苏东坡关心民间疾苦，倡导文教。广东惠州西湖因苏东坡而闻名天下。苏东坡自题画像：“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现在广东惠州还存有“东坡井”。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苏东坡体恤惠州人民划船涉水之苦，捐资修堤筑桥，后人为纪念苏东坡，将堤坝取名为苏堤。苏东坡还写下著名的《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位才华横溢的“吃货”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路过广州。时净慧寺（即六榕寺）僧道宗请他为寺题字。苏东坡见寺内有榕树六株，欣然题“六榕”二字。此墨宝悬于寺榜，留存至今。净慧寺因此被称为六榕寺。

　　讲座现场，李琰先生的语言风格妙趣横生，跟苏东坡乐观积极的性格特征仿佛有种默契，市民朋友在认真聆听的同时，也不时被他的幽默风趣逗得哈哈大笑，真的是一次“干货”满满的讲座了。

　　在互动环节，市民朋友们积极提问。有市民朋友说，本次讲座让人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了苏东坡，记住了苏东坡勇于创新、关心民间疾苦的特点，更为中华民族圣哲辈出、文脉鼎盛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