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源与流

作者：曾应枫

　　谈到珠江文派和珠江民俗文化，就会想起一个作家和一部著作——欧阳山和他的《三家巷》。

　　1908年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族的欧阳山，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广州，接触草根阶层，阅读大量各种书籍；

　　1923年（15岁）在上海《学生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

　　1926年（18岁）组织广州文学会，主编《广州文学》周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残了》；

　　1932年（24岁）组织“广州普罗作家同盟，主编《广州文艺》，发表粤语中篇小说《单眼虎》，积极开展革命文学活动；

　　1933年遭国民党当局通辑，欧阳山逃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鲁迅先生的亲密战友与学生;

　　1938年在广州组织“广东战时文艺工作团”；

　　1940年（30岁）在重庆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1年到革命圣地延安，随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其后到农村合作社工作和体验生活；

　　1946年完成反映边区经济发展和农村新貌的长篇小说《高干大》；

　　1950年后回到广州。成为华南文联和广东省作家协会的领军人；

　　1959年出版长篇小说《一代风流》中的第一卷《三家巷》……

　　反映广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代的长篇小说《三家巷》一出版，便以其鲜明的南方地域色彩和丰富的人物描写受到读者的热捧。有关三家巷命运及书中人物周炳、区桃等成为广州众多市民熟悉的话题和话语。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周扬同志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后上的报告将其列为建国后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不久，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兴起，《三家巷》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更被“四人帮”定性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反动作品”受到挞伐。直到1979年后，欧阳山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三家巷》在文学上才重新给予肯定。

　　本文试从珠江文化的源流论及《三家巷》中充满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地域色彩、民俗风情及精彩的语言艺术特色的影响。  

　　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广州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期间为背景，通过三家巷中的周、陈、何三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变化、各种矛盾交错和斗争，亲友之间、恋人之间、朋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冲突，生动地、历史地展现了广州大革命时代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不同阶级，不同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人对各自人生道路的选择。

　　在作品中，通过日常生活的描摹透视历史风云的变幻，国民革命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或不同程度地得以艺术再现，作品中不乏有宏大叙事的描写，更有浓厚的本土民俗文化色彩，从珠江文化之特色求实求新来看，这是此书最具真实和魅力的地方，一方面，既保留了民族文化血缘、亲情的历史联系与渊源，另一方面，具有个性的差异，形成了独立的文化精神品格与文化人格力量。

　　就如欧阳山在《三家巷》用相当多篇幅写到男女主角周炳与区桃等“看戏”与“演戏”的细节与情景，不但是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而且反映民国时期开风气之气的时代真实，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开启广州文明戏即白话戏的一段历史。

　　“周炳整天除了到将军前大广场去看戏，听“讲古”，看卖解、耍蛇、卖药、变戏法之外，就是到三姨家去玩儿，去演戏……

　　“周炳本来是去店铺收帐的，他经过“将军前”大广场，那里正在演木头戏。贴出来的戏招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的《貂蝉拜月》。他一下子入了迷,只想进去看一看。可是又怕误了正事。后来他一想,不要紧,反正那个……他就掏出四个铜板，买了一根竹签，昂然进去看戏。谁知不进去还好，一进去，他就叫那戏文整个儿迷住，再也出不来了。那些木偶又会动手,又会眨眼,一个个全是活的。那貂蝉多么懂事,多么伶俐,又多么大胆,简直看得他津津有味儿。赶散场出来一看,天色已晚……周炳来到区家……周炳开始讲貂蝉怎样在凤仪亭摆弄吕布和董卓，大家都听得出了神，后来索性就扮演起来。区苏演董卓，周炳演吕布，区桃演貂蝉。大家都说吕布演得真像，又说貂蝉太爱笑了，不成功。到了吃晚饭,周炳也就一道吃。吃过了又开场演戏,把什么收账不收账的事情,全忘记得干干净净。”

　　“那边周铁在剪刀铺子里,看看晌午了,没见周炳回来。直到晚半天了,黄昏了,掌灯了,上铺门了,吃晚饭了,还没见周炳回来,周铁记挂着他身上有账款,放心不下,上了铺门,吃了晚饭,就到欠账的那家小商店去查问。人家说他去过两回,往后就没再去,账款也还没拿走呢。周铁听了,心里明白，就一个劲儿往珠光里走去。到了区华家，那出《貂蝉拜月》还不过演到《吕布窥妆》。周铁一把将那吕布揪了出来，当着众人就把他打了个半死。第二天，那正岐利剪刀铺子的老板对周铁说：“我看令郎那副相貌，谅他将来也不是贫贱队伍当中的人。他既是爱演戏，就打发他去学唱戏好不好？”从周大那一代到周铁这一代，他们已经在这铺子里干了三四十年的活，不管是老东家还是少东家，都没有对他们多说过一句话。当下周铁听了，心里着实不好受，嘴里又不想多说，就一声不响地给周炳辞了工，打发周炳回家。”

　　这段描写在广州看木偶戏到自己在家演戏的情节描写着实精彩，用四个铜板买一根竹签为门票，周炳不但看入了迷，回去讲述了还不过瘾，干脆演起来，结果遭一场打，连工也被辞了，这一情节反映了父子两代人的时代观念不同。这还没完，书中以更多的篇幅重彩描述了周炳与区桃及陈文婷对演出白话戏《孔雀东南飞》的场景。周炳的表白:“你能够从我的身上拿走我的生命，可是你不能阻挡我演戏。我多么爱演戏呵！”这回他不看木头戏演木头戏，而是真人投入演戏了。

　　周炳与区桃的情感在戏中戏外得到尽情发挥，戏还得到劳苦众人的认可。用铁匠马明的话说：“戏还有什么说的？绝了！我不爱看白话戏，可这出不一样。我爱看这出戏，我愿意天天看。我简直分不清你们在那里做戏还是做真……”

　　后来，周炳与陈文婷的情感发展也以演白话戏的情节为线索发展，可见那时代广州市民的文明开启是演与看“白话戏”。

　　说起“白话戏”广东人会明白，即是“五四”以后用白话写成的戏，即粤语小话剧。广东的白话戏发展史，是来自上海的田汉、欧阳予倩开启的，1928年在广州成立的戏剧研究所，所址在今北京路财厅附近，前两广交涉署右侧的一间楼房，创办人是田汉与欧阳予倩，研究所下设演剧学校，洪深任校长，田汉任“名誉校长”，学生多来自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如赵如琳、卢敦、陈酉名等，还有音乐曲艺界的易剑泉、吕文成、罗品超等一批青年和学生，外地的一些青年也到演剧学校学习，如云南的聂耳等。

　　欧阳予倩是我国话剧的元老，他在广州既教授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也强调民族特色的重要性，针对广东的地方情况和学员中都是广东人的特点，排的戏包括《茶花女》等，用广东方言即白话演出。从此，白话戏成为广州地区一带喜爱的“市民通俗话剧”。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参与了“抗战演剧”，成为广东宣传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力武器。

　　《三家巷》所描绘的大革命时代，广州各阶层市民与小知识分子对白话戏的喜爱，折射出革命时代的风貌，写了处于当时变革时代的广州地域文化，唤起许多老广州人对广州这个近代革命策源地的文化记忆，也是珠江文化的时代性与传统性的完美结合。 

　　二、浓郁的地域色彩与民俗风情的精彩描述

　　《三家巷》是一部广府地域色彩浓郁的作品，彰显广府特色的人文环境，反映珠江文化的民俗特色,是此书的最大看点，也是其经久的魅力所在。

　　这源于欧阳山青少年的生活，他生活在广州的草根阶层，熟悉劳苦大众的所想所爱，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广州(广东)一方水土作为创作资源,他的笔触都用于关注本土的“人”以及时代的生活，用他历炼几十年形成的，独特而开放,包容与浪漫的审美去描述他在广州经历过的民俗传统节庆，如传统节日过年、端午、七夕等。

　　《三家巷》将一个个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乡村到城市化的演变过程中，广州人的生活习俗故事以民俗节庆编年史一一形象地描绘出来。如“除夕卖懒”、“人日郊游”、 “七月初七乞巧”、“三七祭祀”等场景描述，我们从这些民俗事件中不但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故事，还看到源于传统农耕民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市中发生的民俗现状与人文状况。

　　广州地区的女子们过七夕与中原地区最大的区别是，将心愿的祈求化为具体的行动，用巧手做出一件件精美的小巧工艺，摆出一台台绚丽多彩的艺术品供案，既娱神也娱己。

　　《三家巷》的时代背景是在辛亥革命后民国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改朝换代的革命，传统的风俗也发生急剧变革，民国政府在谋求政治变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废除陈规陋习，改良社会风俗的口号，掀起一股社会变革的思潮，作为近代革命发源地广州，表现要革新的愿望更为强烈，在如何看待传统七夕节上，新风与旧俗冲突更为剧烈。

　　1912年的《民生日报》有关于广东军政府禁七夕妇女乞巧“陋俗”等媒体报道，将乞巧的定性为“无知妇女”所为，是“奇巧陋俗”，“若严加取缔，谅不为苛也”。但有意思的是民众仍然故我，不光是“无知妇女”还有“学校女生”等有识阶层参与，民间仍然在过自己的乞巧节。同时代的广州七夕乞巧风俗在欧阳山笔下，更是那么富有风情，主角不是什么“无知妇女”。而是相貌人品皆出众的广州城市女子，人称“生观音”的区桃。

　　欧阳山笔下的民众间过的乞巧节是那般明丽鲜和，与当时国民政府连续的、加大力度禁止的乞巧态度截然不同。

　　看灵巧的区桃与众人是这样过乞巧节的：

　 “到天黑掌灯的时候，八仙桌上的禾苗盘子也点上了小油盏，掩映通明，区桃把她的细巧供物一件一件摆出来。有丁方不到一寸的钉金绣花裙褂，有一粒谷子般大小的各种绣花软缎高底鞋、平底鞋、拖鞋、凉鞋和五颜六色的袜子，有玲珑轻飘的罗帐、被单、窗帘、桌围，有指甲般大小的各种扇子、手帕，还有样式齐全的梳装用具，胭脂水粉，真是看得大家眼花缭乱，赞口不绝。此外，还有四盆香花，更加珍贵。那四盆花都只有酒杯大小，一盆莲花，一盆茉莉，一盆玫瑰，一盆夜合，每盆有花两朵，区桃告诉大家，每盆之中都有一朵真的，一朵假的。可是，任凭大家尽看尽猜，也分不出哪朵是真的，哪朵是假的。 只见区桃穿了雪白布衫，衬着那窄窄的眼眉，乌黑的头发，在这些供物中间飘来飘去，好像她本人就是下凡的织女。摆设停当，那看乞巧的人就来了。依照广州的风俗，这天晚上姑娘们摆出巧物来，就得任人观赏，任人品评。哪家看的人多，哪家的姑娘就体面。不一会儿，来看区家摆设的人越来越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小，哄哄闹闹，有说有笑，把一个神厅都挤满了。大家都众口同声地说，整个南关的摆设，就数区家的好。别处尽管有三、四张桌子，有七、八张桌子的，可那只是夸财斗富，使银子钱买来的，虽也富丽堂皇，实在鄙俗不堪，断断没有一件东西，比得上区家姑娘的心思灵巧，手艺精明。”

　　《三家巷》用大量篇幅对七夕民俗画面与女主角区桃作了精心描述，细致而巧妙写出广州城市的节俗文化记忆，用精彩的文学语言勾勒一幅广州民俗风情画卷。

　　欧阳山的《三家巷》这一段宝贵而有价值的乞巧民俗文化描述，后来成为广州天河乞巧文化节申报国家非遗项目的一段经典话句，至今仍然为媒体所引用。

　　三、粤语文学书写的典范

　　当代文坛粤语文学写作最具本事的当数欧阳山,他的长篇小说《三家巷》是一部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十分浓郁的作品，其成就也和作者具有高度的驾驭语言能力分不开。

　　《三家巷》的文学语言可谓炉火纯青，多次写周炳的“傻”，甚至用左邻右里的话封他为 “秃尾龙”，何为“秃尾龙”？即粤语“掘尾龙”。熟语“掘尾龙拜山”，指在每年清明前后，都要刮一场风，意思是“掘尾龙”回家扫墓，搅风搅雨。此语用在《三家巷》周炳身上，代表着造反、叛逆。“掘”是粤语，欧阳山将“掘”变“秃”，这一文字变化，意思没变，语言干净又让外省人易懂。

　　写区桃的人品与美丽用“生观音”、“人日皇后”等粤俗常用语形容，形象、准确且有粤味。

　　周炳父亲是铁匠，说的话直接而生动：“阿炳看样子也不像个知书识墨的人，索性不念那些屎片了，跟我打铁吧！”“念屎片”，不用注释，广东人一看就明白了，是指读那些无用的书嘛。在书中准确且符合人物个性，外省人也会明白。

　　作品还写到广州城市的二厘馆、茶楼、店铺、伙计、艇家等市井风情，什么“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拉埋天窗”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俯拾即是。如书中描写林开泰这“地头蛇“，“整天穿着一套香云纱衫裤，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喜欢东家串一串，西家串一串，一串就是半天，也不用人家招呼，自己看见地方就坐下，光说一些不等使的废话。那些话也不过是香港的市面如何繁荣，澳门的赌场如何热闹之类，全无斤两。”

　　在此，将粤人常用的俗语“香云纱衫裤”“串一串”“不等使”“斤两”顺手掂来，用得多地道。

　　这些语言的精彩运用源于欧阳山数十年来在广州的生活积累,还有后来去上海到重庆到延安的革命阅历，长期积淀而成。这不但有个过程，而且需要历炼。

　　24岁的欧阳山于1932年9月在广州组织“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创刊和主编了《广州文艺》,提出创作新文学和“粤语文学”和“文艺大众化”，并带头写“粤语文学”，他在《广州文艺》1932年第3期刊发的粤语短篇《懒理》和小说《新客》，大量使用粤方言是“羊咩”、“鸦片烟鬼底车子”“倔尾龙”、“死了一定要钩舌根的大炮灰”等，纯属用白话文写作。

　　1941年，欧阳山在延安的《抗战文艺》发表了《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谈起当年广州这段经历：“我们一致认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最先而且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文学用语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一种广东人民大众所不懂的文学用语来写作，无论我们为了什么人，企图怎样，写些什么东西，广东人民大众还是觉得异常隔膜的。”欧阳山还说：“于是以提倡方言土语文学为旗帜《广州文艺》出版了，这小型刊物底出现使我们知道了许多事实，接触了许多人物，看出了许多文学问题，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广州的人民大众，主要地是工人和店员，十分欢迎它，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十分高兴他们能够看到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的新文艺作品。”

　　《三家巷》在描写广州民俗风情“除夕卖懒”、“人日郊游”“七夕女儿节”时，既有粤俗风采，遣词造句保留方言特色，如“快活不知时日过，不知不觉到了旧历七月初六”，又夹有北方的文学语言，既生动而规范，又如：“三家巷的人们听说周炳这许久都没出岔子，还在区华家相安无事。都觉得十分希罕。也不知道那皮鞋匠使唤什么神通，把他降得服服帖帖的。”历经广州、上海、重庆、延安革命文艺活动的欧阳山，再也不用担心广东人民大众不懂，再没有在笔下出现“点样”“佢嘅”“大佬”之类的方言，不但将“倔尾龙”变成人人懂得的“秃尾龙”，而且娴熟地把北方语“岔子”，“降得服服帖帖”融汇一体，做到他倡导的学习文学语言,解决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要采用“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创造出独特的富有粤域色彩的文学语言，这是《三家巷》成为传世之作的魅力所在，也是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实效性和适应性，民俗性与大众性的艺术体现。

　　广州城依江而建,珠江穿城而过,汇入大海,这里的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而互通，语言既独特又相互同化,人文气息既务实又开放。在似水流年的日子中，在不断的创作磨炼中，当代岭南文学大家欧阳山的语言描述准确地把握了生活在珠江流域的广州城市的民情民生与民俗，成为粤语文学书写的典范。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家巷》历经磨难，成为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一部经典作品，成为南方文学也是珠江文派的一个标杆，值得我们后人不断探究与学习。

【2016年4月2日，越秀区图书馆举办“行走·阅图”——“寻找小说里的广州”之《三家巷》篇阅读推广活动，图为读者在寻觅“三家巷”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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